刘天华先生1895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32年在收集民间音乐时染上猩红热而病逝。他在少年时代就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并掌握了一些技能。1910年上中学时开始学习军号，1912年考入上海开明剧社（注：当时演文明戏的团体以演出西洋内容为主。），得以更广泛地学习西洋乐器。之后又向著名的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肇洲学习二胡和琵琶，同时也向众多的民间艺人、和尚、道士等求教，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及欧罗伯学习小提琴，同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一起学习西洋音乐理论、和声及作曲技法。当中国音乐发展方向出现西方化和国粹化两种分歧时，刘天华先生通过认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承认西方音乐的优势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的优良传统及其特色。同时，他也认识到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的境况，主张把西方的长处融合进来，革新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使之与“世界同步”。
刘天华先生选择音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立志“改进国乐”。他对“改进国乐”作出的贡献，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1．倡导音乐的普及教育：19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了学校设立音乐课的主张，以及后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得到社会的拥护，随即产生了“学堂乐歌”。教育机构采用的教学模式是西方的模式，对象以学生、文人、上层人士为主，有“贵族式”的格调。这些做法很难使音乐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此时，刘天华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的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深刻地指出了当时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并提倡把音乐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2． 热心拯救民间音乐：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民间音乐从来不受重视，很多优秀民间音乐渐渐失传。刘天华先生力图改变民乐的地位，并首先从学习、传播入手，他在传统工尺谱的基础上加注一些辅助符号，在左边加上近似简谱减时线的直线等等，并向我国民间音乐界大力推广线谱记谱法。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音乐作品，采用工尺谱与五线谱相对照的形式，此举对推动音乐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 积极改进民族乐器：在传统的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结构和演奏技巧方面，刘天华先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把二胡传统的三把位演奏发展到七个把位，规定了固定的定弦音高(d[1]-a[1])和琴码到千斤的基本距离（45厘米左右）；规范了弓法、指法，明确了揉弦、下滑、上滑、颤音、顿音、泛音等技巧的运用规范。在其兄刘半农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计算，确立了琵琶的“六相十三品”。
4． 创造性的作品创作：他冲破传统的束缚，吸取外来技法进行民族器乐的作品创作，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西洋技法应用于民族器乐创作的人，掀开了民族器乐发展的新篇章。刘天华先生一生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一首丝竹合奏曲，还有一些整理的传统乐曲和根据民间小曲改编的独奏曲。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1.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苦闷、彷徨及对理想的追求。如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和琵琶曲《虚籁》；2.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二胡曲《良宵》、《空山鸟语》、《月夜》、《闲居吟》和琵琶曲《歌舞引》；3.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如二胡曲《光明行》和琵琶曲《改进操》等；4.对理想得不到实现的忧虑与痛苦，如二胡曲《独弦操》等。
正是刘天华先生的创新形式，使我们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得以巩固，后来者在其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使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刘天华先生的努力，开辟了民族音乐崭新的天地，为我们指出了民族音乐研究和发展的方向。在世界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弘扬刘天华先生的精神，开拓进取，积极创新，使民族音乐这颗明珠更加璀璨夺目，光芒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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