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是民族音乐学家耿生廉教授80华诞。
耿生廉先生是位令人尊敬的富于奉献精神的民族音乐学家。在我与他交往的20多年间，深深感到他对中国民族音乐怀着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扑在音乐教育和发展我国现代音乐事业上。我们虽然神交已久，但相识却是在1980年6月于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会议。他以《浅议民歌中的衬词和衬腔》为题侃侃而谈，又说又唱，把民歌中衬词、衬腔的运用讲得很生动。虽然他自谦为“浅议”，但所论问题是很有学术深度的。会后，这次学术会议发起人高厚永先生主编的论文集中收入了耿文，我又仔细拜读，感到内容丰富，所举例证颇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把民歌中衬词及衬腔的作用讲得透彻而富有学理。
上世纪80年代初，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主持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以下简称《民歌集成》）等四大集成，均借助社会力量先后成立了编审工作组，协助总编辑部开展审定工作。《民歌集成》编审组聘请了耿生廉、乔建中、江明、易人等专家为成员，耿生廉先生十分愉快地接受聘任。集成总部办公室设在翠微路，每次开审定会，耿先生总是骑自行车提前赶到，对各地送审稿及录音带进行认真审阅、审听。他按集成编辑方案的要求，对各地方卷的优长之处充分予以肯定，对需要加工和改正之处也一一指出，并提出修正意见。80年代前几年，耿先生参加了山西卷、河北卷、山东卷、内蒙古卷、江苏卷、湖北卷、湖南卷、上海卷、浙江卷等初稿的审读。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根据集成总部“先录音、后记谱”的规范，对各地送交的民歌曲谱对录音审听，在审定会议上对各卷记谱上的问题进行审评。耿生廉的审定意见准确中肯，态度认真严谨，各地集成编辑人员都心悦诚服，认为他的意见对提高集成质量很有帮助。
《民歌集成》的编纂工作是一项繁重的民族音乐建设工程，各地都很重视。作为首都的北京为了把民歌集成尽早完成，特聘耿生廉先生担任副主编，加强该卷的编纂工作。他与北京卷主编李湘林和副主编陈树林及编辑部成员通力合作，加速和提高了编纂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他不仅与主编全面负责北京民歌的收集、整理、遴选等工作，还具体参与“概述”及“小调”释文的撰写，并担任全卷通阅及图表照片的编选。由耿生廉先生与李丹书联合执笔撰写的“概述”是一篇万余字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在论及北京民歌特点时，耿生廉与李丹书认为北京的“民歌属于平原地区民间音乐文化，以小调为主，山歌很少，小调民歌大都以曲牌为基础，属于北方曲牌的各种变体，不少歌词是经过职业艺人或民间文人加工润色后定型，甚至印成小唱本流行于市井。”他们对“构成北京民歌中的说唱性风格”、北京叙事性民歌“大都运用白描的手法直叙其事”、“花会歌专用唱腔以及风俗歌、叫卖歌中吟诵性旋律最具特色”等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使读者对北京民歌独特的风貌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耿生廉长期以来主要致力于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工作。他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任教。执教期间，非常重视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史料的发掘、整理、积累和使用。我常常听到他的同事以及听过他授课的学生谈起耿先生出色的教学模式和成果。他们称赞耿先生不仅强调民间音乐感性知识的重要性、进行生动的教唱示范、要求同学背诵民歌及民间音乐唱段，而且还深入浅出的分析讲解我国民族音乐浓郁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他的深藏若虚的学术修养，在他多次参与民歌集成审定的发言中也多有体现，并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针对各地方卷编纂工作存在的问题，既具体的指出记谱、分类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又从地域音乐文化特色及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加以阐述，将各地民歌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进行审视，显示出优良的学术评审思路，受到大家的尊敬。
耿生廉先生的教学成果还表现在他编著的多种民族音乐教材上。此外，他还发表有一些学术论文，张力很大，意蕴深长。在本文前面提及的《浅议民歌中的衬词和衬腔》中，他将民歌看作歌词文学与地方语言、音乐紧密结合后的产物，显露出他较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发表在《中国音乐》1988年第二期的《对我国民歌分类的思考》，也是耿先生长期研究民歌获得的新的学术见解。文章在回顾几十年来普遍运用的按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的“三分法”分类后，他提出根据我国民歌的实际情况，民歌应采用多门类、多层次的新的分类方法。他认为：一是“分类的标准必须明确、统一”；二是“各类都必须有明确的界说和范围，但考虑到民歌的实际情况，所以又不能绝对化”；三是“新的分类不是对原有分类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它的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根据上述标准和原则，他把民歌分为五级，即：体裁、体系（有的体系下还有亚体系）、歌类、织体、歌种（有的歌种下还有亚歌种）。耿先生对民歌分类的新思考是以丰富的民歌文献史料作为支撑的，属于具有学术价值的原创性的成果，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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