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晚7：00，北京大学民乐团在办公楼礼堂举行专场音乐会，在这场名为“东西南北风”的音乐会上，《西北组曲》、《苗岭的早晨》、《百鸟朝凤》、《后土》等著名民族乐曲上演，为北大的师生以及热爱中国民乐的观众带来一场民族音乐的盛宴。
此次演出具有双重的意义：纪念北京大学民乐团成立85周年暨北京大学学生艺术团成立25周年，也是为迎接北京大学110周年到来的献礼演出。
说起北京大学民乐团，就不得不提起成立于85年前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中国近代民乐大师刘天华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这标志着北京大学民乐团的诞生。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历史渊源则还要更早。蔡元培于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成立了“北京大学音乐团”，转年更名为“音乐会”。1919年改组为“音乐研究会”，蔡亲任会长，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个组。萧友梅加入后，曾开设乐理、和声、作曲法、音乐史等课程，加强了该会成员的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1922年4月，刘天华应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蔡元培任所长。该所简章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开办之时共有学员44人，设甲、乙种师范科及各项选科，选学科目以音乐理论和西洋弦乐器为多，学习成绩采用学分制评定。
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办所近五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专门音乐人才。受其影响，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也相继设立了音乐系（科）。1922年全国实行新学制，将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课，更名为“音乐”课，小学必修。音乐教育事业由此初具规模。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坛上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了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了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等苦心经营五年之久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也随之解散。
尽管存在时间不长，“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却在中国音乐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思想和开创性的努力也为后人所尊敬和传承。传习所的骨干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传习所本身也就体现了一种民族的精神，一种科学进步的精神。同时，北大音乐传习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着“平民思想”，即音乐要普及，要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当时，刘天华就主张，不同意把音乐就培养几个高级吹鼓手，只为少数人欣赏。
刘天华还主张音乐是有社会功能的，他不同意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艺术是高尚的、清高的、独立的，不强调它们与社会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刘天华一开始就主张音乐是能够启发人的灵魂的艺术。认为音乐是代表一个人的思想的。而且作为一个民族，他说必须要有一种振奋和唤醒这个民族的音乐。所以，从这点来讲，刘天华的音乐，他不墨守于继承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在探索革新。刘天华先生的艺术思想跟他所处的时代，所受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民主、进步、科学思想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
百年北大，历史沧桑。民乐社团的名目虽几经更迭，但民乐的火种却在一代代北大人手中得到了传承.正是在北大特有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的滋养中，北大民乐团不断成长、壮大。85年来，北京大学民乐团不仅仅成为北大校园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力量，也在北大之外的华人社会甚至其他领域为中国民族音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大学民乐团曾经出访德国、日本、美国、泰国、奥地利、英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当地的北大校友、当地华人华侨以及国际友人带去了酝酿着中国上千年文化精髓的民族音乐。
现今，乐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全校各个院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乐团常任指挥为我国著名指挥家王甫建教授，艺术总监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朱秋华副教授。经过不断地努力，乐团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的五十多人，已成为一支具有较高演奏水平和品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学生民乐团。
乐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既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发扬，又不断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2005年的“首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中，乐团演奏的《后土》获得一等奖（民乐类第一名）。2006年，乐团的获奖曲目《后土》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北京艺术教育论坛文艺晚会暨中国学生艺术团成立首场演出，深受好评。
同时，乐团在普及民族音乐、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曾多次为国外大学校长代表团演出，并出访了美国、泰国、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在祖国大陆许多地方进行巡回演出，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作为一支学生团体，乐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积极与专业院校及兄弟院校民乐团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