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原先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俗称胡琴，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有“胡琴琵琶与羌笛”诗句，说明唐代就传入中原。宋朝沈括《梦溪笔谈》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令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弦，只用一弦终其曲”。嵇琴即胡琴，说明当时二胡演奏技巧已相当高。但真正使二胡发扬广大的是近代的刘天华和瞎子阿炳，刘天华将二胡引入音乐殿堂教育，并写下了《良宵》等十首独奏曲，阿炳则留下《二泉映月》、《听松》几首名曲，使二胡成为音乐会上可独奏的乐器。
二胡是悲哀的乐器，沉闷，轻轻一拉，就有一种对世事洞察的悲凉。中国的民乐是线性的，讲究旋律，不重和声，也不张扬，追求含蓄，因此二胡是最民族化也最适合表达中国人的感情不过了。一把胡琴，一把椅子，在树脚下一坐，会唱的，不会唱的，男女老少都会聚拢来。
二胡不宜合奏，合奏，则没了个性。二胡如一个思想者，适合独自思考问题。我看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几十把二胡齐奏《金蛇狂舞》，声势倒大，但仅余热闹外，反而淹没了二胡的个性，没韵味也别扭，好像穿着旗袍、长褂的在跳芭蕾。二胡最适合独奏，配上杨琴、古筝也行，二胡特有的忧郁，会一丝丝，一缕缕地飘荡，缠绕在里头，你会听得一清二楚。
二胡很难演奏欢快的曲子，演奏不好，听去很勉强，仿佛青楼女子的强颜欢笑。二胡演奏欢快的曲子一定把握好节奏和速度，如《喜送公粮》、《赛马》等该快的快不起来，只会觉得手忙脚乱滑稽，喜从何来？
二胡也不能替代别的弦乐器，别的弦乐也不能代替二胡。我听过用二胡拉的《梁祝》，音符节奏都没变化，但序曲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宿命的浓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当演奏得小提琴大悲大痛时，二胡已经痛苦得麻木，只剩下鸣咽了。另外音域不如小提琴广，高音部分音色不亮，也是二胡的致命伤。可是小提琴拉的《二泉映月》就不能入耳，音质薄而轻浮，如在水上飘，缺少那种胶质般的凝重。
但二胡善于仿声。老戏中的开门声，二胡轻轻一划音就能模仿出。刘天华的《空山鸟语》里面有各种鸟叫声，低的，高的，重的，轻的，长的，短的，甚至何种鸟叫，都能约摸分辨得出。《赛马》的个的个的马蹄声，《奔驰在千里草原上》那战马振鬃长嘶的鸣叫声，募尽形态，惟妙惟肖。二胡更接近人声，这里不得不提演奏大家闵惠芬，她将越剧曲目徐玉兰的《宝玉哭灵》，京剧曲目张君秋的《忆秦娥》，高庆奎的《逍遥津》、余叔岩的《珠帘寨》移植成二胡曲，徐玉兰豪爽率真、激情奔放唱腔，高庆奎的慷慨激愤、雄浑苍凉，张君秋的哀怨悲伤，余叔岩的低徊婉转，演奏得有如高山流水，空谷余音。
二胡也善于叙事。闵惠芬将杜甫名诗《新婚别》改编成二胡叙事曲，分序曲、迎亲、惊变、送别四段，再现了安史之乱“有吏夜捉人”事件。她演奏跌宕起伏，出神入化地再现了三幕故事，“送别”时，似乎一对新人正面对生离死别，柔肠寸断，就算你不爱民乐，不懂二胡，也会为之动容。
说起二胡，自然想起《二泉映月》。古往今来，还没见过哪一首乐曲能和一种乐器结合得这样紧密，似乎《二泉映月》是因二胡而生，二胡是为《二泉映月》而来的。《二泉映月》像一条沉重徐缓的河，低沉地唱着一支和人类有关的歌，是二胡曲中最能流传千古的曲子。
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听了闵惠芬拉的《二泉映月》，动情地说：这首曲子应跪着听！
二胡漫谈
二胡，就是从胡人那里传来的，有两根弦的拉弦乐器。据说是从北方朝鲜族传来的，现在朝鲜族的奚琴，就是二胡的雏形。二胡是靠蒙在琴筒上的蟒皮发声，与琴筒共鸣产生音效，声音低沉阴郁，个性含蓄内敛，风格婉转细腻，适合表达个人情绪中带有悲情色彩的曲子，《二泉映月》、《江河水》、《一枝花》、《汉宫秋月》等曲子，最能体现二胡的特征。因为二胡这种音色特征适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表达心声，加上制作和携带都十分简便，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二胡经过改良和发展，演奏范围宽泛了很多，逐步登上了大雅之堂，逐步成为了中国民乐最主要的拉弦乐器。
二胡在民乐中的地位，相当于西方音乐中的小提琴，但二者差别却很大。二胡就像中国古代深闺里的美人，初次接触，感觉生涩难近，但潜质却很好，表现力很强，稍加点拨，便长袖善舞，缠绵不尽。小提琴呢，像个芭蕾舞蹈演员，始终带着高贵优雅的气质，即使表现一些悲情色彩的音乐，那也是贵族式的忧伤，难于象二胡那样彻底的悲伤甚至是哀伤。这两种乐器的差别主要来自它们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二胡属于民间乐器，民间需要表达的最多的是悲情，所以就形成了二胡低沉阴郁的音色特征。小提琴属于宫廷乐器，理所当然就有贵族高贵的血统，典雅的气质。其实，中国民乐的主流就是民间音乐，也就是平民音乐，也可以说是贫民音乐、悲情音乐，正因为如此，二胡才能在民乐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西方音乐的主流是贵族音乐，是经过有名有姓的大音乐家创制加工出来的，适合在社交场合公开演出，能够渲染出强烈的气氛，能给人震撼的效果，我个人认为是一种社交音乐，主要产生一些社会效应，比如交响乐、进行曲、圆舞曲等等。而中国民乐，特别是古琴、二胡类的民族器乐曲，适合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自品味，其细腻委婉的风格容易从内心深处打动人，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乐是一种教化音乐。中国古时候讲究礼乐治国，大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聆听西方音乐容易产生激情，随着音乐节奏舞之蹈之，甚至能使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兴奋，但也容易使人狂躁、傲慢、不可一世。西方音乐家往往有些怪癖或者心理疾患，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那些研究西方音乐的人也往往披头散发，举止怪诞，像疯子一样。聆听中国民乐，容易消磨人的意志与锐气，但真正懂得欣赏民乐的人，却会在民乐中品悟超脱、飘逸的感觉，并不听悲就悲，听喜就喜，悲喜之外，是身心的愉悦，象心灵疗伤的良药，对个人身心比较有益。二胡作为民乐的重要成员，同样发挥着教化人、美化人的作用。
说到二胡，第一个要说的人是阿炳，第一首要听的二胡曲是他的《二泉映月》。阿炳名叫华彦钧，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江苏无锡的民间艺人，他的音乐是典型的平民音乐，或者说贫民音乐更恰当。华彦钧年轻的时候是个道士，跟着父亲学了很多道教音乐，二胡、琵琶、唢呐样样乐器都精通，后来双目失明，只好在无锡街头卖艺为生。他最常拉的就是《二泉映月》，是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假期里发现了他的音乐，后经推广发扬光大起来的，华彦钧也名噪一时，登台演出过，中央音乐学院还准备聘他当教师。但不幸的是，他被发现后不到一年，就吐血而死，他脑海中一千多首曲子，只留下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三首琵琶曲，这都是民乐中的精品。想想他脑海中那没来得及整理的曲子就那样随他而去了，这在中国民乐史上是多大的损失啊，宁不痛煞人乎？
而他的《二泉映月》，据说他能在不同的场合，演奏出不同的风格，多达几十种，只因那位学生的整理记录，才形成现在这种固定模式。
我喜欢二胡，正是从阿炳的《二泉映月》开始的。在我臆想中，仿佛是一位享受过荣华富贵而又极有才情的纨绔子弟，国破家亡后，终日放浪形骸，得过且过，生死两忘。一个月明风轻的夜里，他来到无锡惠山脚下的二泉亭，泉清月冷的场景，使放浪的心慢慢归于沉静，冷寂的月光照亮了心头的往事，沉积多年的国恨家仇，荣辱成败一幕幕涌现于前，冻藏的良知和灵感被一点点唤醒、一点点激发，往日的放荡不羁在这唤醒良知和灵感之时都成了屈辱痛楚，胸中凄声难禁，泪水宣泄而出。然而，未来的生命和生活是美好的，尽管一再的让我们失望，一再的让我们扑空，但我们仍然要在黑暗中憧憬光明，在痛苦中梦想幸福，在死亡前渴望生命。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二泉映月》。后来，我喜欢上了《红楼梦》，常常觉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想要表达的个人情绪，与《二泉映月》所表达的相仿佛，因此，我认为《二泉映月》就是音乐世界里的《红楼梦》。
谈到《二泉映月》，就不得不谈阿炳的另一首二胡曲：《寒春风曲》。听这首曲子，一种在春寒料峭中被寒风吹彻的意境油然而生，进而是春雷的轰击，春风的到来，最后是一幅百花盛开，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象。听这首曲子，能给人以鼓励，给人以振奋，特别是那种被寒风吹彻、被春雷轰击后见到勃勃生机的春光景象，能给在挫折中的人们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在我看来，《二泉映月》比较写实，有着深刻的音乐背景和丰富的社会内涵，而《寒春风曲》比较写意，更精神化、艺术化一些，音乐家们也往往把这两首曲子比做姊妹篇。
自从听懂了阿炳的二胡曲后，阿炳就成了我的精神丰碑，我在工作、生活不顺心和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总有阿炳的精神形象鼓起我面对挑战，克服困难，憧憬美好未来的勇气。
与《二泉映月》相对的还有一首曲子，叫《流波曲》。《流波曲》的作者叫孙文明，身份和阿炳差不多，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流浪艺人。《流波曲》同样是作者面对水产生的生活感悟，不过，孙文明感受到的是自己的身世犹如这逝去的流波，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听任风霜的摧残间或阳光的普照。卑微的生命莫不如此。与《二泉映月》相比，《流波曲》的曲调优美流畅，意境清新闲适，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曲目。
要谈的第二个二胡名人是和华彦钧同时代的刘天华。刘天华是科班出生，主要贡献就是让二胡走上了大雅之堂。在他以前，二胡主要是流浪艺人的道具，或者江南丝竹、南方戏曲中的配器，当他写了《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等十首二胡曲并流传开来后，二胡就成了独奏乐器出入于高雅的音乐殿堂，随之而来的是成百上千的二胡独奏曲、协奏曲的产生，使二胡成了民族乐器中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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