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交响乐团指挥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的工作室桌面上，一副中国麻将工艺品显得十分抢眼。这是华裔作家谭恩美刚送的礼物，算作对交响乐团2月在上海演出的祝福。
相对于它的很多同行，旧金山交响乐团的中国行已经算是晚了一步。在过去10年里，绝大部分欧美著名古典音乐团体已经在中国举行过音乐会，其中很多已成为中国观众的常客。这股热潮在最近5年更是有增无减，从三大男高音在紫禁城放歌到瓦格纳的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在保利剧院全本上演，从伦敦交响乐团在北京的首演到柏林爱乐乐团时隔26年重返上海，耳熟能详的名家、名曲越来越成为中国爱乐者的家常便饭。
3600万琴童苦练功
在中国乐迷欣赏到越来越多的世界级演出的同时，这个古老东方国度沸腾的热情也正在成为西方古典音乐界的一剂强心针。在古典音乐发源的西方国家，这一音乐种类经过几个世纪的风光已经开始呈现日落趋势。对18、19世纪“古董”曲目的过分依赖造成观众大量流失，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灭的后遗症导致政府资助和私人捐赠大幅缩水，这些因素令很多欧美乐团经营陷入困境。在美国，半数以上乐团财政入不敷出；在英国，专门播放经典音乐的BBC三台的听众只占所有广播听众的1.4％；在澳大利亚，大批乐团纷纷以合并的方式来缩减开支。
古典音乐在中国却正炙手可热。英国著名作曲家麦克斯维尔・戴维斯最近在接受“女皇音乐大师”授勋后发表演讲指出：“古典音乐在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严重危机，而在亚洲它却发展得生机勃勃，先是开始于日本，之后又随着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得到继续，韩国，现在是中国。”
郎朗、李云迪等新星在国际乐坛上的迅速升起，为年轻的爱乐者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描绘了一幅灿烂前景。在欧美音乐人正为如何培养年轻的古典音乐观众而忧心忡忡时，3600万怀着大师梦的中国琴童在各种音乐院校中苦心练功，这个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2％，是音乐之乡奥地利全国人口的4倍多。当欧美古典音乐乐器生产厂家为逐渐下降的销量犯愁，广州的珠江钢琴厂却跃居为世界产量第一的钢琴生产商。中国古典音乐唱片的销售业绩更令欧美同业艳羡。目前，中国的唱片销售中有10％来自古典音乐，这个比例是欧美国家平均数字的一倍以上。
这些都让欧美的交响乐团怦然心动，包括即将起程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作为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旧金山交响乐团以曲目的多元化和创新性在欧美古典音乐界独树一帜。富有冒险精神的指挥托马斯在1995年入主乐团后为乐团注入开放的思维，他鼓励乐手在演奏中将古典音乐大师进行个性化还原，以美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拉近古典音乐与观众的距离，他甚至曾经与摇滚乐队合作将从未听过古典音乐的年轻观众吸引进音乐厅。这些努力使乐团逐渐走出19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成为目前美国屈指可数的经济状况稳定的交响乐团之一，也使托马斯本人获得古典音乐权威杂志《留声机》颁发的2005年度音乐家的殊荣。
虽然未曾涉足中国大陆，曾多次到日本和香港演出的托马斯对亚洲观众在欣赏古典音乐时表现出的热情印象很深：“在美国，现场观众很外向、很兴奋，但是在亚洲，观众们很安静、很庄重，你会认为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演出，这会让你格外用心。”他认为：“亚洲观众对古典音乐仍然处于认识和学习的阶段，这使古典音乐在亚洲保持上升趋势。”
这种说法得到为英国《金融时报》和《留声机》撰稿的资深音乐评论家司马勤（Ken Smith）的认同。司马勤一直对亚洲文化市场非常关注并多次赴中国考察，中国朋友还因此为他起了这个音意俱佳的中文名字。他指出，中国事实上是世界上惟一仍然处于上升趋势的古典音乐市场，其发展路线与当年的美国非常相似。
司马勤说，一个世纪前美国的古典音乐相对于欧洲像个坐冷板凳的“替补队员”，但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看到卡内基音乐厅这样的音乐场馆像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硬件设施带动了软件的发展，乐团的数量、演出场次都开始迅速增长。在之后的100年中，古典音乐界新的思想和运作模式，从指挥在音乐间歇与观众的现场对话到乐团以自己的品牌发行唱片，都是始自美国。古典音乐的重心发生转移，欧洲开始显得落寞。“这正是仍在今天的中国看到的景象。”他说。
合同跟着乐队跑
大规模兴建音乐厅是否物有所值，在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中尚存争议，但抛开造价与回报的问题不谈，新兴音乐厅对国际乐团的吸引力却是显而易见。1994年，指挥家祖宾・梅塔和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率以色列爱乐乐团来上海演出时，上海没有一家像样的音乐厅，演出只好勉强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帕尔曼对当时在对外演出交流公司负责引进文化项目的钱世锦说：“上海有世界上最好的观众和世界上最差的剧场。”4年以后，上海大剧院落成，之后上海音乐厅、东方音乐厅也相继开门迎客。现任上海大剧院总经理钱世锦说，大剧院开业至今近8年，共接待国际音乐团体的演出684场，占剧院所有演出的三分之一，1998年此类演出只有28场，去年达到120场，目前剧院已经开始洽谈明后年的演出项目。
中国的古典音乐热与官方的倡导和扶持密切相关，欧美国家政府虽然也有扶持艺术的专门机构和资金，但大都对所有艺术门类一视同仁。而在中国，古典音乐被冠以“高雅音乐”的美称，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部分来提倡，使听古典音乐会一定程度上与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挂起钩来，这也为国际音乐机构在华演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利环境。
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崛起为西方企业和财团提供了巨大商机，它成为艺术交流的催化剂。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意识到，无论是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或是正在寻找着陆点，资助著名艺术团体赴华演出带来的新闻效应远比投资广告划算得多。旧金山交响乐团此次在香港和上海两地的巡演，轻易地得到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他们多次表示希望更多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在内的美国商家的赞助。澳大利亚西澳交响乐团今年5月赴中国5个城市进行的巡演，也已经得到壳牌和BP等大型石油公司的赞助，因为在演出进行的同时，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首批液化天然气也将抵达。“这种软宣传的效应，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大企业开始积极地向中国推介西方艺术，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音乐评论家司马勤说。
狂热会在一夜间消退吗？
与此同时，业界人士在为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繁华图景喝彩的同时，也对这幅欣欣向荣的景象能否持续心存疑虑。“从‘文革’期间被禁到现在势如破竹，给人的感觉是，古典音乐一夜之间就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但越是这样，人们越担心这种狂热会在一夜之间消退。”司马勤说。
事实上，对于目前音乐市场的潜在危机，中国的经营者们最清楚不过。国外演出团体来华演出往往开出天价，使很多音乐会的票价甚至比欧美地区还高，令中国爱乐者对着演出海报望洋兴叹。票务市场的混乱也使音乐会对于真正的爱乐者往往是“一票难求”，令人发出到底是谁在看音乐会的疑问。“越来越多的外国乐团想来中国演出，但演出中介市场的不健全使引进的乐团鱼龙混杂，”钱世锦说，“而且很多乐团来中国演出完全抱着赚钱的目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承受能力磕壳白罱羝鹊木褪鞘故谐【】旖入有序发展的轨道。”
在一些西方音乐评论家看来，中国能否像当年的美国一样挑起古典音乐的大梁，更重要的并不是目前的市场，而是能否培养并留住具有创新意识又独当一面的音乐人。中国培养出的音乐家以过硬的基本功和对音乐的执著，在西方音乐界已经赢得普遍赞誉，托马斯说，他对此次中国行的一个重要期待就是与更多的中国音乐家合作，“他们那种敢于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和视音乐为生命的精神让我非常敬佩。”托马斯说。但中国是否有能力留住这些音乐人，情况就似乎不那么乐观了，司马勤说：“中国学习音乐的年轻人很多。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都是在欧美国家的乐团中工作。”
“你们将来是否回国工作？”面对这个问题，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工作的4位中国乐手都小心地寻找措辞，对他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这4位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的乐手代表了两代人，小提琴手莫春明和中提琴手刘韵杰是1985届毕业的同班同学，小提琴手储韵和赵晨则是比他们小十几岁的学弟。在美国每个知名交响乐团中，都不难发现一两张中国面孔，莫春明和刘韵杰同班的24名同学中只有两位毕业后留在国内乐团。4人中大部分都是旅美后第一次随团回国演出，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一身唐装的刘韵杰用流利的英语形容这次演出对4人的意义是：“Dream comes true”美梦成真。莫春明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小时候长大的弄堂和记忆犹新的淮海路的街景。
但谈及将来回国工作的可能，4人都显得沉默起来。国内乐团的待遇，追求经济效益给乐手带来的压力，乐手在外兼职把乐队工作当成副业成了接下来的话题。对于这个也许他们曾在心中自问过无数次的问题，答案仍然是模糊的。“也许吧，在将来。”刘韵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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