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新年音乐会”这一特定概念而言，祖宾・梅塔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2007年12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所给予我们的已经比维也纳金色大厅多得多！
首先是“新年音乐会”的特定日子，在中国有“迎新”的传统，“除夕”肯定更被重视；其次是演出场所，有近七千个座位的人民大会堂虽然存在不可克服的音响缺陷，但它作为中国“最高庆典会堂”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其三是音乐会的主角―――指挥和乐团，曾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登台的指挥家在中国指挥新年音乐会，迄今为止，只有梅塔和小泽征尔，2005年时，梅塔是第一个，今年则形成“双雄决战紫禁之巅”的局面，梅塔在人民大会堂指挥以色列爱乐，同一时间在隔壁的国家大剧院，小泽征尔指挥中国交响乐团联袂郎朗、列宾和巴特尔奉献一场并无新意的节日庆典。
为何说这样的节日庆典并无新意？这就是我要说的“其四”的内容―――曲目。自从“新年音乐会”被引进中国以来，年复一年做得很累效果却总是差强人意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力求“五脏俱全”的节日庆典上。从观众的角度，希望看到琳琅满目的内容，但从主办者角度则会在每年的提高突破方面大伤脑筋。节日庆典的基本要求是“群星辉映”，而所谓的“群星辉映”需要有个平衡度，指挥、歌手、独奏家，甚至乐团一定是声望接近，水平相差无几，能够达到这一简单平衡的GALA其实在中国的“新年音乐会”上始终没有出现过。
之所以为梅塔2005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喝彩，其中较重要的理由便是我在“新年音乐会”上同时享受了纯粹的音乐与节日的欢乐，那既不是金色大厅施特劳斯家族盛宴的拷贝，也非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拼盘”。梅塔和以色列爱乐始终是音乐会的主角，他们呈现的是最能彰显指挥和乐团风格的马勒和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是勃拉姆斯和德沃夏克，施特劳斯仅仅作为“日场”的点缀，却也如珠玉般晶莹璀璨，尽现光彩。
今年的梅塔新年音乐会曲目仍然完整而有特色，上半场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下半场是三首维也纳类型作品加柴可夫斯基的《1812庄严序曲》。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而演奏的“开场曲”《奥林匹克号角》由梅塔指挥也别具意义。首先作曲家约翰・威廉斯是梅塔的老搭档，他们合作的《星球大战》电影配乐脍炙人口，经典地位无可撼动。同样梅塔也得过威廉斯的现场协助，录制过《奥林匹克号角》的唱片，他是当之无愧这首激昂蓬勃的“鼓号乐”的权威演绎者！也就是说，我们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听过的此曲以这次“人民大会堂版”为“真身正宗”。
为了“北京”的概念，梅塔为北京新年音乐会的听众献上了一曲《红旗颂》。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决非偶然，因为他们听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的”音乐，听到了前所未闻的音乐境界大大提升的“红色经典”。尽管排练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梅塔和以色列爱乐的乐师们找到了乐曲的核心，掌握了主题的胚胎及衍生的边际，他们创作性地扩展了音响的层次，重新划定力量动态的分配，甚至在速率上作了些微变化，最终使《红旗颂》在精神层面不再单一粗放，在情绪上浑厚饱满，渐显多元。在昨夜的聆听中，我听到被刻意放大的源于“国歌”的主题雏形，它的悲壮意味十分显著，如警钟长鸣般在整部作品的空间里无所不在。梅塔和以色列爱乐的音乐家们在《红旗颂》当中体现的充沛激情和全力以赴的职业精神，赋予这首中国作品以全新的状貌，同时被其辉煌激越的气派所激发引导，共同呈现出令人荡气回肠，意气风发的华彩乐章。
欣赏这样一位超级指挥大师和世界排名靠前的优秀乐团的音乐会，一部完整的大型交响乐是必不可少的。2005年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和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天方夜谭》，这次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如果算上前一天演出的理查・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以说这次梅塔和以色列爱乐仍然是“不虚此行”，北京的听众无论如何挑剔，都必须承认“大饱耳福”的事实。如果说他们演奏的《新世界交响曲》已经近乎完美，那么我所听到的《蝙蝠序曲》和加演的《斯拉夫舞曲》、《达夫尼与赫洛埃》第二组曲的“终曲”便可谓臻于演绎的化境，特别是《蝙蝠序曲》在节奏上的大胆变化以及力度的微妙处理，都使喜剧效果之上更添趣味，新意盎然。拉威尔的音乐一直是梅塔个人兴味所在，虽少见唱片问世，但一直是他音乐会的常见曲目，这次能在“安可”当中惊现“灵光一瞥”，让从未听过此曲的人也如醍醐灌顶，眼前豁然明亮。能够把拉威尔的音乐在色彩和力量，层次与结构方面取得如此完美统一的指挥家，当今世界已是极其罕见！
我曾在2005年的文章里指出梅塔与以色列爱乐乐团为走过10年历程的“北京新年音乐会”确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制高点。在我的预期当中，除非全能的维也纳爱乐和柏林爱乐肯屈尊前来，否则梅塔与以色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将作为一个纪录一直保持下去。可喜的是，这个纪录被创造这个纪录的自身在三年内即告跨越，虽然幅度不是很大，却由于相关运营制作的水准显著提升，特别是舞台布置和音响条件大大改善，在总体上实现了阶段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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