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来自《中国商人》报道：“我不懂琴，可我每天都跟琴打交道，我掌管着世界上最大的提琴加工企业。”江苏凤灵乐器集团的董事长李书如是说。
虽然只会拉几个简单的音符，李书一有空还是喜欢摆弄小提琴。他经营的企业是专门生产提琴的，他手中有一把韩国提琴，是他1993年第一次出国花1300多元买的。
这把琴一直被李书当作宝贝，可他的手下员工一看到它就有些生气，因为这是一把“麻烦”琴。
激怒职工惹罢工
1998年的一天清晨，厂干部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修理车间内静悄悄的，桌上、地上到处堆放着需要修理的小提琴，却没看到工人的影子。
几十位工人都聚集在了车间外罢工，其他车间的职工闻讯后，也蠢蠢欲动。工人们的情绪如此之大，源于对厂里新推出的考核办法特别不满意，而这种新规定就是李书买到那把韩国琴后想出的。
李书觉得自己厂生产的提琴没有韩国琴好，为提高质量，他给厂里的各级管理人员下达了一个硬任务：李书让管理人员每天必须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对那些被挑出毛病的职工罚款。
职工为此叫苦不迭：“我以前一天做10把琴，考核办法实施以后只做8把琴，可还是被挑出很多毛病。我做梦都想把它做好，但是一不留神一天又是白干了。”
其实，李书的考核办法类似“摊派罚款”。他规定每个月每个部门必须上交一定数额的罚款，因为担心受罚，职工们都会努力尽量做好。可管理人员因为有罚款考核任务，必须得不断在工作中挑毛病。
于是，挑来挑去，职工们感到厂里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经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终于，一些人无法忍受了。
罢工进行中，正在办公室忙碌的李书赶到了现场。不料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工人们很失望：“这个制度一定要执行下去，我是不可能收回的。”
所有的工人都扬起了头，眼睛瞪着李书，现场的气氛显得相当紧张。李书清了清嗓子，语重心长地说道：“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质量跟国外差距这么大，那我们怎样才能赶上国外甚至超过国外的质量呢，只有不断地提高，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干部职工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说完这番浅显易懂的道理，李书又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给职工的持久压力方面，你们有比我更好的方法吗？”
人群一片寂静，职工们一时说不出反驳的意见，李书继续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扣你们的钱并不是装进自己的腰包，只要你们做得好，我可以再添五百、一千元作为奖励。”
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烟消云散，厂里又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用职工们的话说，他们的董事长能言善辩，总是“常有理”。而李书私下里却对一些职工说，他采取那么严格的考核办法其实也是迫不得已，因为那把韩国琴给了他太大的压力，让他总会想起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赔偿订单二十万
李书经营的企业地处江苏泰兴市的溪桥镇，原是一家小小的镇办乐器厂，最早给上海提琴厂加工弓杆、琴头等零部件。
1980年，刚满28岁、出身农民的李书当上了这个厂的厂长。随即他想方设法和上海提琴厂搞起联营。这样，借助对方的技术、资金、市场，李书的乐器厂也渐渐能独立生产出整套提琴产品了。
作为一种乐器，小提琴的制作难度大、工序相当繁杂。一把琴做出来得经过180多道工序，任何一个环节有差错都会影响小提琴的质量，自己的小企业终于能生产出整套的提琴产品了，李书感到很自豪。
然而，1993年，当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法国参加国际乐器节时，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十分震惊的现象：“我们当时的定价是28元，国外小提琴跟我们一样的档次、一样的材料，却能卖到一千多。”
不仅价格相差悬殊，质量也差得没法比。在这之前，李书一直以为自己厂生产的小提琴相当不错。大受刺激的李书决心要向国外同行看齐。他花了1300多元，买了一把韩国琴带回厂，和职工一起研究。
李书把在韩国琴中悟出来的优点用在了生产中，接着又想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来提高质量，摊派罚款的考核办法就是其中的一种。
考虑到提琴不是大众消费品，李书觉得要想赚大钱，需要依靠巨大的国际市场做出口。不久，他却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一年，李书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发往加拿大的一份大订单。可产品发出去不久，却纷纷出现了变形、开裂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材料的处理过程当中缺乏技术造成的。另外，我们的产品从整个档次，尽管比以前好了，跟国外仍有差距。”李书坦然接受失败。
这次失败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李书给对方赔偿了二十多万元。二十多万差不多相当于他们当时半年的收入，本想赚大钱的李书遭遇到了他办厂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
怎样才能解决质量问题呢？那段时间李书翻来覆去地仔细琢磨。慢慢地，他理出了一条思路：厂里的职工基本都是些不懂音乐、也没受过什么培训的农民工。要靠这些人解决技术问题，必然有很大限制。要想把产品质量提高到国际水准，必须得请高人指点。
制作大师拒绝邀请
这么一想，李书豁然开朗。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家郑荃。
郑荃是我国著名的提琴制作大师，他是我国第一位派到意大利学习提琴制作的留学生。1987年，因为在国际上获得提琴制作金奖而一举成名，后来他还屡屡获奖，成为我国在国际上获得提琴制作大奖最多的人。
李书是从有关报道中了解到郑荃的。他想，如果能请到郑荃做厂里的技术总顾问，一定效果显著。李书马不停蹄赶往北京，通过中国乐器协会的负责人的引荐，他见到了郑荃。李书迫不及待地向郑荃说出了自己想请他做技术总顾问的想法。不料，郑荃一口谢绝。
“当时我也有点顾虑，有些企业来请我们，并不是真心实意想提高技术，而只是想利用名人效应制造效果。”郑荃坦言心中的想法。
郑荃的拒绝多少让李书有些尴尬。可换位一想，他完全能理解这种顾虑，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
第二天，李书又热情地和郑荃联络，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请求，希望能到郑荃做琴的工作室去看看。这一次，郑荃爽快地答应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亲眼看到郑荃做的小提琴后，李书对郑荃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每把小提琴都是精刻细雕、符合国际标准，整个工艺要求非常高。
李书打定主意一定要请郑荃做技术总顾问。不过，他知道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事。郑荃已经拒绝了他，再要改变初衷谈何容易？
李书一时之间也没有好想法，他能想到的就是和郑荃加强联系。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去北京拜访郑荃。有一次，他还邀请了郑荃到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小提琴博览会。
“那一次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因为在国外什么都贵，要省吃俭用的过。但是我去了以后，来来去去都打的，吃饭都上正式饭馆。同行的人都说沾了我的光，否则他们只能坐地铁、吃自助餐了。”因为李书的真诚，郑荃的回忆里充满了感动。
两人交往数次后，李书终于鼓起勇气向郑荃发出邀请，请他到自己的企业去看看，为这个决定他在心里盘算了很多遍。那时李书工厂的技术和质量虽然还不成气候，但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已经位居全国第一。
赔钱换来长期订单
郑荃如约来到了李书的凤灵公司。一到厂，郑荃就颇为感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生产量，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企业的琴做得非常多。”
这样的感叹完全发自内心。因为郑荃做的是艺术琴，整个过程充满了创造性，一年只做几把琴。可在李书这里，完全是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一年要生产几十万把琴。
当郑荃与职工们说起提琴的制作时，他发现他们的看法与自己完全不同。“很容易的，就像家里做个板凳一样简单，只要把其中的一道工序学会，按部就搬地流水操作就行。”职工的回答让郑荃深感意外。
要做好一把琴，中间的学问特别多，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琴能卖几百元，有的琴却能卖到几百万的原因。面对这些工人，郑荃改变了态度。他答应了李书的邀请担任他厂里的技术总顾问。
在凤灵公司，郑荃深切地感到，收获与投入太不匹配。厂长们五六点钟就要起床，但每一把琴只能赚一元钱。郑荃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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