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小提琴钢琴而言，二胡不算雅乐，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最为普及的民族乐器之一。普通人家，对音乐有些兴趣的，床头的架子上或许就吊着一把二胡。我想，投资小，又易于表现普通大众的悲欢，大概是二胡流行于民间乐坛的一大缘由。
我拉二胡源于我的二哥。二哥作曲弹唱小有天赋，可惜生不逢时，未成大器，却有意无意把我往这道上引。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二哥跟小学教音乐的胡圣燕老师说，让我进宣传队的乐队跟着混。宣传队，全称叫“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组织，在不太讲求文化知识学习、社会审美及娱乐生活不够多彩的时代，在学校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所以，乐感上尚可一雕的男生，有几分姿色的女生，一般都被网罗进来。以这样的标准遴选，收进宣传队的自然多是镇上吃商品粮的。从此，二胡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胡老师算个人物，灵光，二胡拉得不错。虽然没有教过我二胡的演奏技巧，但是平心而论，他给了我施展拳脚的平台。有平台就有鼓励，有鼓励就有信心。哪个孩子不是一鼓励就洋洋得意？我是需要鼓励的。有排练演出，我就在宣传队里拉；无排练演出，我就在家里练。曲不离口，琴不离手，时间一长，熟能生巧。从在宣传队伴奏童声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开始，到在家里完整演奏《二泉映月》，坚持了数年。初中毕业那年，宣传队派了五六个同学到一位年轻老师蹲点的杨越大队，在村头的农家住了半个月。早上搬一把椅子在屋后林中奏响二胡，晚上点着油灯教贫下中农唱《政治夜校亮堂堂》。下乡带去的二胡是学校的，行动快结束时，两个女生嬉闹中不慎碰断琴头，使我回校归还残破的二胡时，惴惴不安，有犯罪感。老师虽然声色俱厉，我总算过了关。
说到胡老师，不能不提周老师。周老师是教体育的，会武术,一调来学校就拉起了一支武术队。我那时也不知怎样这么吃香，既是宣传队的角儿，又是武术队的砥柱。大概是1975年汇演，宣传队要拿节目参赛，武术队也要出节目献礼。突击排练的日子里，这边需要我操琴，那边等着我对练，我分身无术，看着两位老师差点打起来。令人惋惜的是，两位老师不到五十便纷纷作古，至今已有二十来年了。人生如梦，不胜唏嘘。
参加工作后，1987年，我拉二胡的意愿萌发。或许是心人渐老的缘故，重拾儿时爱好的愿望与日俱增。现在正在我手上服役的一把标称黑檀精品，拿起来沉甸甸的，是我拉过的几把二胡中最高级的一把。信心的恢复需要悦耳的音质来支撑，好的二胡是好的音质的物质前提。
二胡适合表现大喜大悲。作品表现悲无可厚非，但，盛世清明，朗朗乾坤，早已不是瞎子阿炳的时代，何悲之有！再说悲总是让人压抑，有损身心，所以我现在开弓不再拉《江河水》，即使拉《二泉映月》，脑子里想的也不是阿炳的苦难，而是出现一轮明月倒影在惠山脚下的清澈湖中的良宵图。我不再奏《想起往日苦》，而用跳弓演绎《奔驰在千里草原》。就是驾车走在宜昌分乡大仲坝新修的坡道上，我也是一定要播放《山村变了样》来呼应的。我越来越认为，自己快乐，与人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主业以外，人各有爱。有人方城之中寻快感，不摸八圈不散场；有人三天两头要晚聚，不到十点不回家。我则二胡相伴，自得其乐，每日晚饭后小奏几曲。落日余晖之中，悠扬的旋律荡漾在小区，其乐也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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