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七年，重庆被迫开埠，20世纪初从英国运到山城的第一台钢琴，轰动重庆，安置在九块桥内地会福音堂，琴师是我的祖父冯鸿儒，一弹40年，到1945年病退。1927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办时，接受重庆人易开基、杨体烈为钢琴、胡静翔小提琴首届学生。当时音乐不受人重视，1936年重庆公告实行二年制义务教育，教师即居祖宗牌位上《天地君亲师》之师的位置了。冯鸿儒才将琴艺传授给最小的儿子冯继先――我的父亲，时年5岁。
重庆定为抗战陪都，从沦陷区运到的钢琴在日机轰炸下，肩扛手抬到乡下。青木关的音乐学院与分院少年班300多人，仅有50台，白沙国立女师3台，鹅岭中央干训团与军乐学校30多台。重庆人第一次从广播中听见范继森弹《牧童短笛》，育才校学生唱重庆作曲家刘雪庵的《长城谣》而十分欢乐。夫子池千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只有口琴、二胡与瞿希贤的风琴伴奏。
新中国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设在重庆，革命歌曲同腰鼓声在大街小巷回响。作为教学工具与群众活动伴奏的钢琴，在国营企业与大专学校广为添置，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师资阵容整齐，教学严谨，常在校内外举办钢琴演奏会，与市歌剧院歌舞团钢琴独奏相辉映，在土洋之争，扫四旧与打倒大洋古的纷争中，各处钢琴得到良好保养，培养了大量师资。
上世纪初，重庆自有第一台钢琴开始，历经50年，其中由陪都时期聚集的200多台，到建国后，短短30年翻了10倍，有2000多台。“文革”后休生养息，改革开放初的20年又速增8000台。钢琴考级最多时有5000人。其中不乏天才，如李云迪者。一方面文化教育政策开放，另一方面老百姓民生经济飞速上扬。钢琴产业链逐步形成。80年代，人们心目中三大件是黑白电视机、冰箱、摩托车。90年代便成了钢琴、电话、空调。重庆直辖后的三大件更是豪宅、靓车、存款。但有识之士将培养后继人才列为家庭之首，培养孩子从幼儿抓起，因此直辖后钢琴进入千家万户，猛增至5万台。坐得住凳子才能做学问，我与弟弟冯好，生在“文革”不思学习。各自四岁开始在名师蒋祖馨教授下，从儿童钢琴凳开始就坐这个凳子，而且坐住了钢琴凳，如今皆成博士。
随着时间推移，重庆钢琴还会增多，若能开放二手琴市场，琴艺引入中老年文艺活动，有更多农村青少年的加入，精神文明城乡并进，才会是“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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