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所云两次民乐大赛，是指40年前“上海之春”举办的首届“全国二胡比赛”和中央电视台新近举办的“民族器乐电视大赛”。
这两次民乐大赛，颇具可比性。将它们作一番比较，发现很是有趣。而且，对音乐界来说特别是对民乐界来说，作这种比较，也是很必要很有益的。
先比作品。“上海之春”首届“全国二胡比赛”，可谓中国民族器乐史上的里程碑。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推出了一大批民族器乐经典作品，如《江河水》《赛马》《春诗》《红军哥哥回来了》《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山村变了样》《赶集》《梆子风》《河南小曲》……它们一亮相，立刻就引起了人们的新鲜感，其旋律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音乐出版社以该次二胡比赛的新曲目为基础，出版了《二胡曲十首》，成为传世书。这些曲目，几十年来，一直是舞台上和二胡演奏家的保留曲目，经久不衰。可以这样评价：这次民乐比赛所推出的作品，就整体而言，是迄今无可企及的高潮高峰。
今天的“民族器乐电视大赛”，其参赛的新、近作品，就其总体而言，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很难同日而语。以民族乐器的领衔者二胡为例，两赛相比，在作品上，后者相形见绌之处在于：第一，淡化了旋律，民族器乐欠缺了民族特色。有人说:中国的音乐是横向的（指追求旋律），西洋的音乐是纵向的（指讲究和声）。这话虽然不够全面，但道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人对旋律情有独钟。还是以二胡为例：像《汉宫秋月》《月夜》《二泉映月》以及《江河水》《春诗》《山村变了样》这样的动人旋律作品，现在少见了。第二，技术单调，风格贫乏，选手害了偏食症。一位大陆外的评委说：现在是二胡的长弓慢弓不见了。比赛成了比快，炫技成了炫速。像前者比赛的风格多样、百花齐放的局面，消失了。二胡艺术如果只追求一个“快”字，只能培养二胡熟练技工，不会培养二胡艺术家。
再比人才。在“上海之春”首届“全国二胡比赛”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耀眼的新星，如南方的闵惠芬、向祖英、肖白墉、黄海怀等等，北方的王国潼、蒋巽风、唐玉斌、鲁日融、宋国生等等。获得一等奖的闵惠芬，当时只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这些人，都成了一方诸侯、领军人物，有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流派。40年后的“民族器乐电视大赛”，能够出现这样的人才群体么？照目前这样的路子发展下去，不大可能。
最后比游戏规则。“上海之春”的首届“全国二胡比赛”，是道道地地的规则游戏：第一，是同一乐器比赛，即二胡和二胡比赛，它遵循了可比性原则；第二，是有必赛的规定（初现）曲目（如《灿烂的五月》），参赛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第三，是附加了自选新作品演奏，这是能够张扬赛手个性的赛程。
相比之下，今天的“民族器乐电视大赛”，其非规则游戏就太多太显了。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是不是有外行参与决策？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举一个例子：有一场半决赛，其比赛和排名次是这样的―――第一名：古筝，98.83分；第二名：打击，98.61分；第三名：组合，97.74分；第四名：打击，97.66分；第五名：唢呐，97.17分；……这样的中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这样的排比赛名次，恐怕连老外见了都要发笑：拉二胡和擂大鼓，吹唢呐与弹古筝……两者有多少可比性？这次“民族器乐电视大赛”实在是令人眼花缭乱：笙（簧舌乐器）独奏用手风琴（舌簧乐器）伴奏；扬琴（击弦乐器）独奏用钢琴（击弦乐器）伴奏；“组合”当中西洋铜管乐器当了主角儿……令人实在闹不清这是什么游戏规则和这些节目是怎样入选的。
中央电视台的这次“民族器乐电视大赛”，当然，在活跃民族器乐方面，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有两个方面也应当引起人们的严肃注意：一是这个比赛暴露出来诸多问题，需要认识和反思；二是这个比赛造成诸多误导，需要明确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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