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三次会议

    摘　要：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其中有三次会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分别是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唐哥伍德会议、多元文化研讨会。耶鲁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为建立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打下了基础，对六十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改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九十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讨会则打开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新的局面，使音乐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并反映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倡导，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 
    关键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耶鲁研讨会；唐哥伍德会议；多元文化研讨会
    20世纪初，多元文化的概念开始在美国出现。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后，多元文化教育就在公立学校开始了最初的尝试。而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在音乐教育中逐渐得到接纳则是50年代以后。从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愈加多元，文化更趋多样，音乐教育也作出了更多的回应。到了90年代，世界音乐课程、多元文化音乐课程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通音乐教育中得到了普及，很多高校甚至把是否开设世界音乐课程作为衡量学校音乐教育质量的一项指标。纵观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其中有三次会议及其精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分别是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1963年）、唐哥伍德会议（1967年）和多元文化研讨会（1990年）。其中，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为建立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打下了基础，对6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改革、实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90年的多元文化研讨会则打开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新的局面，使音乐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并反映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倡导，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
    一、耶鲁研讨会
    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美国人深感恐慌，认为前苏联的科学技术已经超过了美国。于是，他们反思学校教育，认为美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才能追上前苏联，挽回美国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于是，教育界作出了热烈的回应，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开始了改革的日程，企图结束进步教育运动式微以后出现的混乱现象。
    音乐教育改革也被纳入了这场改革运动之中。1963年6月17-28日，教育研究和发展专门小组在耶鲁大学主办了耶鲁研讨会(Yale Seminar)，其中包括了音乐教育专场研讨会。参加音乐教育专场研讨会的共有31名与会成员，他们的身份成了这次会议的一大特色，因为他们来自音乐的不同领域，有音乐家、学者和教育者。研讨会围绕着课程改革进行。研讨会反思了当时音乐教育的背景，认识到当时的学校作品曲目限于某些西方古典音乐和学校创作音乐，“非西方音乐、早期西方音乐和某些爵士乐形式、流行的民间音乐几乎都被忽视”。[1]研讨会一致认为，以前被看作是原始的、纯朴的民间表现的种类的亚洲和非洲音乐也是“高度发展和表达力强的音乐文化”。[2]另外，爵士乐也得到了国际的承认。研讨会在关于课程目标、内容方面作出了重要建议：[3]从幼儿园到12年级音乐课程的基本目标是发展音乐能力；要扩展学校的音乐曲目，使其包括所有时期西方和非西方音乐的精华；开设音乐作品课；提供机会给学生从事表演活动；为尖子生开设专门的课程，等等。研讨会的建议在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音乐、其他民族的音乐、异域音乐得到“正名”，被纳入音乐教育课程。在此意义上，多元文化在音乐教育的课程中得到切实的体现，为它日后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与会者认为学校的音乐教学跟不上20世纪音乐发展的步伐，于是“建议通过结构学习音乐以达到真正的理解。这一点可以通过研究音乐的要素和表演，听音乐和对音乐作出反应等方式完成”。[4]正是这样的会议精神，使美国音乐教育摈弃了20世纪初以来一直秉承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从音乐的社会价值、现实功能转向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本质与价值，它的主张与60年代在音乐教育专业领域内出现的审美教育运动精神一致，为审美音乐教育哲学(aesthetic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做好了注解。
    在耶鲁研讨会之后，美国音乐教育作出了相应行动，开展了朱莉亚作品曲目项目。该项目大大增加了学校教材中的作品曲目，包括器乐和声乐，还对这两种音乐按照不同时期的风格进行介绍，在其中，当代音乐和民间音乐被作为两种风格来介绍。朱莉亚作品曲目项目成了耶鲁研讨会的直接结果，使音乐教育的课程得到充实，从而正式在纲领上、课程中、教材里体现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精神。
    二、唐哥伍德会议及其宣言
    由于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只有31个代表参加，代表们都来自音乐学科领域，其影响还是有限的。为了深入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以明确音乐教育的目标，使耶鲁研讨会体现的新的不同于功能主义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一步得到佐证，1967年7月23日-8月2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唐哥伍德召开了一个会议，历史上称为唐哥伍德会议(Tanglewood Symposium)。与耶鲁研讨会不同，此次会议与会人员除了音乐界人士，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也受到邀请，共同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这些代表有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劳动阶层代表、社会学家、大公司代表、基金会和政府的代表。会前要求代表们各抒己见，并将这些建议集中在当年的《音乐教育者杂志》上发表。
    这次会议的规模比耶鲁研讨会大了很多，议题也较为丰富，关注不同文化的音乐如何共同存在于学校教育之中。会议的最后发表了《唐哥伍德宣言》，该宣言成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这份宣言共作出八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为：“①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而使其保持完整才能最好地发挥音乐的作用。②所有时期、风格、形式和文化的音乐都应纳入课程。应当扩展音乐作品曲目，使其容纳我们时代丰富多样的音乐，包括时下流行的青少年音乐和先锋音乐、美国民间音乐和其他文化的音乐。”[5] 这两个决定至少具有两个意义：①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上，它确认音乐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的价值。这事实上是沿袭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美学体系，确认音乐的审美价值，把音乐教育的重心引向了对音乐作品的结构分析，关注音乐作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性维度。这即是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的主张。从这一意义上说，唐哥伍德会议巩固了耶鲁研讨会关于发展学生的音乐能力的理解，即，这种能力的表现是建立在对音乐作品的结构认知与欣赏之上的。② 宣言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确认不同文化的音乐的有效性，要求音乐教育容纳所有文化的音乐。这个决定在音乐教育历史上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的“大多数音乐教育者把唐哥伍德宣言视为闻名遐迩的多元文化、世界音乐教育的基础”。